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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及周边地区大约从西汉晚期开始，陆续发现多枝灯。成都青白江跃进村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M6出土1件“人马陶灯”，灯盏底座为扁圆形，上下分三层，每层均塑侧身的骑马人手托灯盏，在马蹄前后也塑有灯盏。在灯盏中部塑有一个头戴胜，肩生翼，双手合十，面部模糊的人像，有学者推测此人应为西王母。无独有偶，跃进村汉墓M5出土一件龟蛇斗拱座，最下层为一乌龟，上立一青蛙，蛙背上立一斗拱，斗拱上部为平板状，左右各侧塑一人，斗拱正面有头戴胜，双手合十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，下有九尾狐，上有凤鸟。该地点M3出土了6件摇钱树残片，呈片状，有枝叶形、凤鸟形、人物形等样式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一器物上的动物都围绕西王母这一信仰体系展开，其主题指向了不朽与升仙。贵州兴仁交乐东汉中期M6出土1件青铜灯树，此灯树通高117.2厘米，采用分铸套接法制造，灯座为二盘龙首尾相连，一赤裸人跽坐于龟背上，头顶高大树状灯柱，灯柱分三段，中、下两段作龙蛇盘旋。灯枝分上下两层，每层向外伸出S型两支枝干，枝上铸有人物、鸟雀，枝端插一三足柄行灯。这是贵州汉墓中最精美的铜灯，我们不能不惊叹，这件铜灯完全仿制了青铜神树，或者说是青铜树与多枝灯的合体。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了2件铜灯树，树枝的璧结构和装饰主题与摇钱树更为相似。两株灯树，一株高146厘米，另一株高112厘米。后者主干为透雕仙人与璧纹，枝干横向四出，各插透雕鸾凤缠枝叶片，叶末端支托一灯盏。顶端为一璧和仙人骑鹿纹，仙人双手并举，托起最大的一个灯盏。

可以说，汉魏时期的多枝灯与“摇钱树”均是在西南地区神树崇拜风俗的背景和影响下产生的。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四川及周边地区，多枝灯与摇钱树在主体内涵和图像造型方面已逐渐趋于一致。多枝灯在战国时期早已产生，并盛行于秦汉时期，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又与摇钱树并存，且传入到四川及周边地区的时间与摇钱树产生的时间大致相同，考虑到摇钱树的造型和装饰纹样又有很大相似性，故不排除摇钱树的制造者在接触到多枝灯后，借用了多枝灯的某些制作方法。

早期在汉代墓葬中发现的这种树状青铜器时，并没有确切的名字，亦无与其同时期的文献记载。直到20世纪40年代，著名考古学者冯汉骥先生注意到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这种器物，结合后世文献资料，并根据其树状的形态和上面缀满的铜钱图案，将其定名为“钱树”。后来这一名称基本得到学界认同，很多学者也就称之为“摇钱树”。迄今为止，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汉魏时期摇钱树有约200株。其中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晚期崖墓出土摇钱树是目前发现摇钱树中最高大、保存最完整、工艺最复杂的一株。

古蜀国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古代文明。它与中原等地的早期文明既有相似性，又有特殊性。从地域上看，古蜀文明主要分布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，有时延伸到三峡内外、云贵高原、汉中等地。从时间上讲，古蜀文明大约从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2000年前的西汉初期，可分为宝墩文化(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，距今约4800—4000年)、三星堆文化(三星堆遗址二、三期文化，距今约4000—3200年)、十二桥文化(金沙遗址等，距今约3200—2600年)、晚期巴蜀文化(约公元前600年—前316年)、与秦汉文化融合(约公元前316年—前100年)五个阶段。

在世界各地古文明中均存在一些具备通天功能的神树，例如北非腓尼基圆筒形印章上的“圣树与太阳”纹饰、西亚米坦尼印章上“太阳与树”纹饰、古印度的太阳树、古埃及的天树、北欧神话中的宇宙树伊德拉希尔(Yggdrasil)等。另外，西方的民间故事中亦有树作为天梯的故事，即“杰克和豆秆”的故事，它讲述了一个豆子不停地向上疯长，一直往上长到了天上，主人公杰克就沿着豆秆爬到了天上，最后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新世界。

本文为江苏省 2014 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“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经济研究”（KYZZ_0208）资助。本文刊登于《大众考古》2015年10月刊，作者俞方洁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、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博士研究生 ；李勉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。